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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历程

    来源: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 阅读次数:
  •   1936年7月,沈钧儒和章乃器、邹韬奋、陶行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公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批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文章表达了--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文章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当毛泽东从报纸上阅读到这篇文章后,便致信于沈钧儒等四人及全体救国会会员,信中说:救国会的文章“引起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共产党’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沈钧儒从毛泽东的信中得到了抗日救国必胜的勇气和信心,共产党也从沈钧儒这位忠实朋友那里得到了宝贵的支持和援助。毛泽东的这封信使沈钧儒以及他所领导的救国会,从此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正式的组织联系。沈钧儒也从此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蒋介石企图把救国会变成国民党的御用机构,他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被沈钧儒所拒绝,沈钧儒当面对蒋介石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领导了。我们救国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就同谁团结。”软的不行,蒋介石便来硬的。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特务小组,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之家中捕人,除陶行之先期出国,未能捕到以外,沈钧儒等七人同时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也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大冤案。

      “七君子”、“救国有罪”的政治冤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等七人。宋庆龄在声明中指出:“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罢!他们虽然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报发表社论,反对国民党“爱国有罪的暴政”,声援“七君子”。

      蒋介石摧残救国运动的反动行径,引起了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强烈不满。12月初,张学良出于义愤,专程飞往洛阳,去见在那里正在部署“剿共”的蒋介石,指责蒋介石,逮捕“七君子”是残害爱国忠良。蒋回答,“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蒋蛮不讲理。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之一,即为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爱国领袖”,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七君子”。

      “西安事变”发生后,陈果夫、陈立夫,要求立即枪毙沈钧儒等七人,以警告张、杨,但为冯玉祥所阻止。冯巧妙地说,杀了沈等人也救不了蒋介石,更堵死了与张、杨通气的余地,千万不可轻率从事。

      此时此刻,沈钧儒等七人,也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他们共同表示,如果国民党当局把他们几个人绑出去枪毙,他们就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致从容就义,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

      法庭审判“七君子”时,“七君子”有一段大义凛然、千古绝唱的对话。

      沈钧儒作为第一被告,首先受审。

      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回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责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被告不能明白。”

      问:“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答:“我想抗日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必须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必须要说‘不统一’,这样一种说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

      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所利用。”

      章乃器是第二被告,接着受审。

      审判长问:“你对于各党各派是主张联合的吗?”

      章乃器答:“在这国难空前严重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问:“剿共是错误的吗?”

      答:“我们认为我们内部不应该再有摩擦,在亡国的威胁之下,自己内部还有什么恩怨可说呢?”

      问:“你们主张抗日救国,是被共产党利用,你知道吗?”

      答:“我想审判长和我一样主张抗日的吧,难道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么?”章问得审判长无言以对。

      审问“七君子”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沈钧儒等人曾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检察官认定就是这个电报煽动了“西安事变”。

      史良反驳说:“比方一家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思,难道杀了人要刀店负责么?”

      章乃器指责检察官说:“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他的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希望他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让他做一个中国人,也是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检察官气得暴跳如雷。

      这时,在场全体律师一致起立,严正要求审判长,或传唤张学良出庭作证,或出示军事委员会审理案的记录。此时,检察官丑态百出,狼狈不堪,完全处于了被告地位。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七君子”。

      1943年,沈钧儒70寿辰,举行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茶话会。陶行之在贺词中对沈老先生的奋斗历程做了中肯的评价。他说:“沈先生毕生的的奋斗,主张,生活,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沈先生的主张是什么?有三项:一、抗战,二、团结,三、民主。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侵略的时候,沈先生便坚决主张抗战;为了要使抗战胜利,坚决主张团结;为了要使团结巩固,又坚决主张要实行民主。”

      沈钧儒的三项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是为着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并肩作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盟以文教界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组织发展的重点是大学教授和在文教界受影响的上层人士。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民盟确定了要领导自己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和配合了国家的文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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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位网友发表看法,点击查看。】2011/1/10 15:12:00 责任编辑:任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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